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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抗日史話
台南抗日史話（上） By 張卓如 / 2020-05-15 15:09:15 / 歷史 台灣抗日史 摘要： 在1885年台灣建省後，一度喪失全台政經中心地位的台南府城，因1895年志士劉永福在此領導的乙未抗日，再度成為歷史舞台的要角。台灣光復後，為了紀念劉永福的抗日事蹟，原府城的下橫街改為永福路；在前清道署遺址上也建立了永福國小，國學大師胡適還曾來此造訪，尋其尊翁胡鐵花在此的遺跡。 在1885年台灣建省後，一度喪失全台政經中心地位的台南府城，因1895年志士劉永福在此領導的乙未抗日，再度成為歷史舞台的要角。台灣光復後，為了紀念劉永福的抗日事蹟，原府城的下橫街改為永福路；在前清道署遺址上也建立了永福國小，國學大師胡適還曾來此造訪，尋其尊翁胡鐵花在此的遺跡。而劉永福抗日時所發布的檄文，用「台灣民主國」名義印行的郵票、官銀票等，已成為稀世的歷史文獻。台南官銀票是乙末之役，欽差幫辨台灣防務劉永福駐台南，為籌軍餉而發行者，所以老輩的台南人都稱為劉欽差銀票，這是台南府城的人民，為保衛國土的精神象徵。以下將介紹這一段不能忘記的悲壯歷史。 劉永福來台幫辦防務 劉永福字淵亭，廣東欽州（今改隸廣西）人。在其壯年之時，中法戰爭（1883-1885）爆發，應越南王之邀請，入越幫助官軍抵抗法國的侵略。戰爭結束，清政府在法國的壓力下，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4月到6月，連頒九道上諭，以賞給「依博德恩巴圖魯」（滿語：勇士的意思）名號與「三代一品封典」為誘餌，誘逼在越南抗法的劉永福回國。同年冬，劉永福率3000名黑旗軍回廣西南寧，清政府下令將黑旗軍裁減大半，只留1200人。隔年4月，任劉永福為廣東南澳鎮總兵，9月赴任。此後，黑旗兵又被歷年裁撤，最後只剩300餘人。 光緒二十年（1894）陰曆正月初三日，清廷御賜劉永福為「福」字，此時劉永福已近六十花甲之年。 當中日在朝鮮關係緊張時，陽曆7月25日，清廷命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酌帶兵勇，迅速前赴台灣隨同巡撫邵友濓辦理防守事宜」。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劉永福奉命來台幫辦防務，被分派駐守的防區為鳳山、東港、恆春一帶，即今高屏地區。他最遠足跡遍及恆春，更於11月14日，轉赴澎湖媽宮（今馬公）及西嶼（西方人稱漁翁島）砲台，視察防務。 劉永福的黑旗軍總部則設在台南府城靠近小西門處，有一軍火庫，稱軍裝總局，另城的東北處有一軍火工廠。隔年2月15日劉永福養子劉成良率1000名黑旗軍（稱為「福」字軍）渡海抵打狗，打狗防務指輝官職務於此日由劉成良接管，並有近兩百人黑旗軍防守旗後砲台。 3月下旬，日軍佔領澎湖後，劉永福曾遣兵計劃恢復，並和澎湖島民裡應外合，但在澎湖奸民密告和日軍偵察下，遂不成事。為防止日軍四處派人至府城及鳳山縣的旗後口（今高雄港）窺探軍情，4月8日劉永福的懸賞日本奸細告示中有「日本鬼假扮華裝混入境內打聽各事，或在砲台左右窺探形跡可疑者，立行拿送」的字樣。至台灣割讓前，劉永福與台灣鎮萬國本、恆春都司邱啟標、嘉義總兵陳羅共守南路。 因劉永福治軍甚嚴，在4月17日台灣確認割讓給日本後，成為眾望所歸之南台灣領導者。劉永福於4月28日親赴位於打狗南方約12公里的鳳鼻頭，與南台灣的士紳密秘密會商，以期獲取他們對於抗日或投降的抉擇。4月30日，南台灣的士紳們終於一致決議，促請巡撫唐景崧及幫辦劉永福，領導他們全力抵抗，直到日人投降為止。 1895年6月8日《倫敦畫報》（The lllustrated London News）所刊劉永福巡視打狗防禦設施圖。 1895年6月8日《倫敦畫報》所刊黑旗軍在打狗（今高雄）旗後（今旗津半島）海灘上構築竹橋圖。並載稱「為了防止日軍攻打旗後砲台時無退路 ，黑旗軍以竹竿搭建簡單竹橋 ，跨接本島及 Saracen's Head （旗後角，今旗津半島北）上之堡壘 」。 劉永福坐鎮台南 1895年6月6日坐鎮台北的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內渡中國內地後，侵台日軍隨即佔領台北，且前鋒直逼新竹，台南的文武官員也陸續內渡。此時，劉永福進駐台南府城，並於6月底，接替了萬國本所留下的「台灣鎮總兵」的職務，實際掌握了此間所有的行政、軍事上的大權，並建立其戰爭時期的軍事獨裁模式。 台南仕紳要求劉永福繼任總統之職，但劉永福不接受，仍稱幫辦，入駐府城。重設於台南的台灣民主國擁有台中、台南兩府；恆春、鳳山、嘉義、安平、苗栗、雲林、彰化、台灣共八個縣及一個台東州的勢力，當時英國駐安平的領事胡力穑便將之稱為「南台灣民主國」（South Formaosan Repblic）；美國新聞記者J. W .Davidson則以美麗燦爛的「蝴蝶共和」（Butterfly Republic）來稱呼。雖名為「民主國」，但劉永福以下等大小文武官吏仍以前清的官職彼此相稱，也仍沿用前清的光緒年號。劉永福對外的署名為「大清國欽差幫辦台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署福建台灣總鎮守府劉永福」。 劉永福在台南，任統帥，設議院於台南府學（今孔子廟），為眾人參謀之所；並將台南道府之重任委由滿洲鑲白旗人忠滿，並派任鄭文海（號漢卿）為安平縣知縣；台南先鋒營歐陽萱知恆春；忠靖營、鎮海中軍先鋒營以忠滿統率（軍政合一）。王厚甫為鹽局提調，林東青（號紫堂）為鳳山縣知縣，陳翥伯接替胡鐵花為台東州知州。 劉永福當時辦公之處據傳在寧南坊的巡道衙；或傳大天后宮後側廂房曾為民主國總統府之處。但劉永福的參軍記室吳桐林在《戰爭日記》中記載，劉永福主要坐鎮於台南府城大北門內的台灣鎮署。會被劉公看上的原因是因安平海口離城頗遠，倭船來時，急不得報。所以劉公想於城中建高樓，但工程艱鉅不能實現。恰好鎮署有老桂一株，高入雲霄，一天，劉公徘徊樹下，仰視良久，猱（音「撓」，長臂猿）升而上，攀枝遠眺安平海口，歷歷在目。不久，便喚木工，依樹螺旋作梯於歧出的樹枝中，架木板圍以小欄如樓樣，日令親兵輪流瞭望。故劉公常帕首腰刀，隨帶洋鎗隊數十人夜間乘馬自海口禦賊歸來，而城中百姓往往不覺，數月以來，居民相安，有如太平氣象。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第一旅團佔領台北後，日本大本營預定原滯留在遼東半島之山根信成少將所率領的近衛師團第二旅團要實施台灣南部登陸作戰，即和常備艦隊司令長官有地品之允中將協議一起從基隆出發，在澎湖島集合，前往台南及鳳山立即佔領。 於是該部隊於6月15日上午逐次出發，21日至基隆。此時遇上台灣夏秋兩季興起的西南季風引起湧浪的天氣因素，再加上劉永福在沿海嚴密的海防措施、及北部抗日正酣、需要支援友軍作戰的時機。於是北白川宮親王遂中止計畫，命令解散山根混成旅團的編組，全力在北部由陸路南下平定抗日軍隊。而劉永福也不斷派兵北上支援，在中南部結和當地的義軍痛擊日軍。 台南府城義民連環保結。 籌措抗日糧餉 1895年5月下旬台灣民主國剛成立時，台南道庫存銀約七萬餘兩、府庫約九萬餘兩、台南支應局約萬餘兩；自劉永福剛坐鎮台南後，清查庫儲，惟道庫未動，府庫及支應局共約存銀六萬餘兩。並與忠滿等集紳商會議，一時籌集約十萬兩。 因糧餉太缺，於是便利用戰爭時期，很多台南府城人民，尤其是有錢人，紛紛內渡中國內地之際，劉永福派人到安平口岸查守，加了一項所謂的「逃亡稅」（War-Tax），根據每人的經濟情形而課以二至六個銀兩，即百分之五程度或是留八還二，以作軍食，也可說是一種對欲逃離台灣者的經濟處罰。後來再規定，欲內渡者必須先至議院領取護照，即一種旅行卷，一般人每戶需付二兩，有錢人則數倍徵收，無護照者不得離台內渡，等於是變相地向富人募款。 除此，由糖郊富商陳鳴鏘擔任籌防總局局長，向殷戶開始募捐餉銀。募捐的富戶當中，陳鳴鏘慨捐私財白銀四十萬兩作軍餉之用。事後，據日本南進軍在今陳氏家廟原址的陳鳴鏘家宅所查得之帳簿所記載，當時台南府城分五個區，每個區置委員若干，由委員負其全責籌餉。 陽曆7月22至24日的抗日派單。 由於打狗富戶捐貲並不踴躍，加上戰時米糧、軍需本來就很匱乏，但奸商卻從中屯積謀取暴利，甚至將米、糖盡可能裝載出洋。而抗日政府每月所出軍費，應需十五、六萬兩之多，支持數月，餉械兩空。吳桐林觀察到「黑旗諸軍，自農曆七月以來，無餉可籌，僅發火食。至八月中旬後，并火食（伙食，日常飯食）亦不能發也。」由於他們大都是來自汕頭的廣東人及湖南人，在中國被視為最好的戰士，所以絕不能讓他們餓著。劉永福便令台南府境內的各家老百姓炊糯米成為甜粿，以餉兵士作戰時之糧。 劉永福也派人到各鄉村買收水牛、山牛，以「椎牛饗軍」補充蛋白質。所以在10月9日劉永福令劉成良速調（六堆）粵庄義民一千民，不分晝夜，即來郡守城，並聲稱︰「在旗後先發伙食，令其速行，月餉仍由彼庄內自備，我惟出伙食而已」，指的就是上述營養品。 發行官銀票及郵票 在十九世紀初期，銀票和錢票已盛行於中國內地的廣州及沿江沿海通商口岸，當時是官府籌建紋銀，作為官局資本的手段。所以，吳桐林向劉公「極力贊銀票之美，議院諸紳概行銀票」，以買集軍隊之糧並供給兵餉。於是，劉永福即命知府忠滿，在大西門外的北勢街設官銀票局，由美打洋行的買辦莊序端（一說是同知莊明德）主持。首次發行日期為農曆六月初十九日（8月9日），面值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票為三聯式，一存府，一存局、一留用。並約定擊退日軍後雙倍償還，是以台灣的鈔票首次流行於市上者。官銀票所蓋之關防鈐章共有四顆，蓋在票面頂端正中的是「幫辨台灣防務閩粵南澳鎮總兵之關防」，其下端蓋用「台南府印」，印之左側為滿文。票面之上端中央，亦蓋有「鎮守福建台灣總兵官之關防」。 台南官銀票拾大員。 由於軍資極為缺乏，紙幣使用多達三十萬，民間之信用墜地，市上紙幣已不能通用，官銀票只印至七月十六日（9月4日）為止。由於當時尚無現代銀行的設立，所以洋行往往附帶著經營金融業務例如存款、放款、匯款、兌換等。劉永福乃設法，命議事院長陳鳴鏘和安平五大洋行和美打洋行的買辦相謀，保證其紙幣。此後募到的銀額，約達八十萬圓。 劉永福又令人在廈門成立「安全公司」，印行相當於現代之公債票之面額五圓的股份票，由糖郊富商陳鳴鏘攤派。因官吏、士紳信其至少會堅守南部，維持局面，故此股份票附帶條件記明若彰化台北均皆克復，台灣全國太平之後，即淮支回股本加三倍給還持票人。 陽曆10月9日發行的股份票 至於當時稱士担（stamp）紙的郵票，對民主國的財政也有很大的貢獻。民主國郵票發行後，劉永福宣告所有經過當地郵局（民信局）之信件都要貼上民主國郵票。所有貨袋均經詳細檢查，以確實執行該政策。因為台南的消息可經過廈門傳到台灣北部的日本軍隊，這種間接式的訊息傳遞在當時似乎是可行的。據說曾經因此逮捕了七名充當日本間諜的中國人從安平經廈門送信，這七個人被捕之後都被砍了頭，其中兩個被指為日本間諜。抗日政府在這些人身上還找到日本人的信件及台南地圖。因此國家安全也似乎可以藉著強迫性地使用郵票與檢查增加保障。劉永福又下令在廈門、汕頭、香港成立郵政服務處來處理貼有民主國郵票的郵件。據官方記載，當時有近九千三百封信件使用了第一版郵票，由台灣寄中國內地；在五個星期當中也有八千封信用了第二版郵票。 民主國郵票大小圓郵戳，後者有「TAINAN」（台南）的字樣。 台南抗日史話（中） By 張卓如 / 2020-05-29 16:40:51 / 歷史 台灣抗日史 摘要： 1895年6月15日下午日本參謀步兵大佐（上校）福島安正大佐呈給台北的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報告為：淡水的英國領事（官署在今日的紅毛城）示以當日廈門所發「台南府之形勢極為危急，外國人殊為危險。…指揮台南附近賊兵者為劉永福，無不盡其暴行」之電報。 ◎上篇：台南抗日史話（上） 不向英人屈服 1895年6月15日下午日本參謀步兵大佐（上校）福島安正大佐呈給台北的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報告為：淡水的英國領事（官署在今日的紅毛城）示以當日廈門所發「台南府之形勢極為危急，外國人殊為危險。…指揮台南附近賊兵者為劉永福，無不盡其暴行」之電報。當時的日本《讀賣新聞》也報導台灣南部的外國人寫信給日本人，希望日軍早一點來攻打狗、安平 。 此情形，據美國新聞記者J. W .Davidson的分析：劉永福並沒有透露其對外僑有敵意，可是，在有些場合裡，他的態度使西方人感到不安。6月13日日本戰艦駛入安平港，停泊於英艦及英商輪旁，據中國人說是引起對英憤怒的原因。因岸上的安平大砲台（億載金城），考量不利條件下的開火─不能冒著傷及英國船的危險，故不能直接給日本戰艦一個重擊。於是，外國人被訴為庇護日軍，激起劉對外人不滿的想法，終於命令外僑及外國海軍部隊離開安平。 當時停泊中之英艦Spartan因未遵從命令被威脅將開砲，情形於此緊張下，另一條特別輪船叫做Wenchow應英國駐安平領事胡力穑要求乃駛向廈門求援，英巡洋艦Rainbow立即應此，載以前在台北大稻埕守衛之兩軍官及陸戰隊來。英艦抵台，中國人聲言其為日艦之化裝，決心向之開火。「其戰備狀態以及岸上Hurst（胡力穑）領事所提出的強烈抗議逼使黑旗軍放棄開戰計劃。嗣後，一條汽艇帶了一條戎克船載了約80名的陸戰隊及水兵溯江而上，護航到岸。隨後，岸上的英軍已增加到150名，英軍皆鳩首以待日軍之來臨。 當時，在台灣西海岸偵測適合日軍於南部上陸地及敵情的日艦「秋津州」、「大島」，於打狗外海，對旗後砲台開火射擊，但立刻遭到該砲台反擊。再北巡時也遭到安平大砲台（億載金城）反擊。 詳細情況據相關史料記載：劉永福在6月16日見安平口，突有日艦一艘，潛匿英國軍艦之後，經砲台察覺，乃親登礮台，連放兩巨砲，遂折斷日艦桅杆和國旗，日兵落水者十餘人，該艦即斷鐵索，飛駛而去，自此以後，海面日艦不敢停泊在安平外海。 因英國軍艦給予日艦的掩護，給予劉永福排外的藉口。當年這位曾經在越南讓法國人喪膽的黑旗軍統領，引起安平當地外僑的恐慌。故在6月18日，安平各洋行內皆有洋兵數十名駐守，海口復泊英法兵輪數隻，保護彼國官商。到了7月1日，安平外僑團接到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官Admiral ABuller將軍命令其麾下之陸上英國部隊撤退。同時勸告外僑從速撤退。理由是西南季風之關係，艦船隨時有退避澎湖群島之必要，屆時登陸之海軍衛隊將無限期地落入孤軍，無海上艦船之支援。經外國人的清海關人員協議結果，也以為等待日軍之來臨是沒有意思，乃於6月29日關閉安平海關而撤退職員。 重啟海關 洋關又稱新關，即安平海關。原稅務司（Acting Commissioner）Spinney（任期為1893-1895）在劉永福和安平租借的的外國人起衝突後，乃和其他職員於6月29日閉海關而於隔月的1日撤退。起初因台南府城、安平因擁有相當利潤的蔗糖、樟腦生意可作，劉永福便想利用海關控制並增加稅收，而英國人也很想讓海關繼續開放使用，如此一來他們的商業才得以持續。 1895年6月20日文武口驗票圖。 1895年6月20日文武口驗票圖。 於是，曾於1891年就在同海關，擔任三等鈐字手的英國人麥嘉林（C. A. McCallum）便是考量的人選，同時也可保護英人的財產和利益，包括糖、樟腦可以繼續運送。1895年7月，麥嘉林辭去上海的三等海關水上稽查員（Tidewaiters），和在1893年7月便加入安平海關當看守人（Watcher）的Burton改在台灣民主國的安平海關服務。7月4日（閏五月十二日），重開海關工作。劉永福每一季（三個月）付薪水三千兩銀給麥嘉林。如此所費不貲，因在南台灣的市街中的一棟二店面三落的街屋，價值便有白銀兩百元上下。 堅守台南大後方 原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鵝鑾鼻燈塔和旗後、安平的燈塔就被關閉。在1895年台灣「乙未戰爭」時，可能是此年的3月侵略澎湖的日軍從太平洋繞過此地時，受到指引；又日軍船艦也隨時可由此輕易來回台灣島的東西海岸繞。所以坐鎮台南的劉永福命恆春知縣歐陽萱秘密焚毀鵝鑾鼻燈樓（塔）、石牆，以及石路碼頭一帶，以絕倭踞。於是，燈塔在當年的9月8日摧毀。所以，今日我們看到的鵝鑾鼻燈塔是日據時期重建的。 高雄新舊燈塔並立景。圖右之四角型建築之舊燈塔即清代的旗後燈樓，日據後所建的新燈塔面向東南。 另外，乙未戰爭當時，台南的抗日政府為了防止日軍在安平至旗后沿海一帶以小船得泊登岸，便在二層行溪南岸沿海埋伏地雷和箍桶，後者就是埋伏塹坑，以大木桶去底埋土中，中插竹籤三條，外以草皮偽裝渾如平地。沿海線則沉設水雷，並派數營兵勇據險屯紮，並令沿海漁村結為漁團。各村漁人，凡在四十幾以下者，均為團勇。不分日夕，若見有日艦游弋近處急宜通報。當時從安平到旗後、打狗一路，漁民造草屋為監視哨，以一、二人在內，日夜展望海上船隻的往來，以偵察軍情。這草屋可能就是漁民用來瞭望外海烏魚群的藏仔寮。 至於海口部分，據劉永福參軍記室吳桐林的記述︰「七月十一日（8.31）賊船十餘艘，分據布袋嘴(今嘉義布袋)、鳳山、旗后、恆春、鵝鑾鼻及安平各海口；又有大銕（古「鐵」字）甲直犯白沙墩(崙)海口，終日砲聲隆隆震地，余巡查各處，軍民尚安如故。余每至一營，必以「忠勇」兩字相勸。」 根據漁民口述繪製的藏仔寮布置地點。 距台南四十公里的打狗，外有旗後、港口、大坪頂砲台三座砲台防衛著。打狗港內可由苓雅寮 （今高雄市苓雅）溯今天的愛河而上，經三塊厝港（今高雄火車站附近）的軍械局抵達船仔頭，也就是今文藻外語學院前門附近河港。也可藉由鳳山溪（前鎮河）至鳳山城，方便調度人員及軍火、糧食。 劉永福之子劉成良在打狗的旗後率有八營約四千人，其中直屬劉永福的福字軍皆黑旗兵。據李乾朗所著《旗後砲台》記載劉成良寫給他父親劉永福的信件所用的條戳刻是：「統領福字各軍兼旗後大坪各砲台會辦福軍營務處雲南即補州正堂劉」；至乙未年10月所管轄的部隊有︰「福字右軍中、前、左、右、後各營，左軍義勇營、右軍義勇營、左軍前營。大坪砲台、福軍前營前、左、右、後各哨。」 上述之10月9日被調守大竹里（打狗灣）的左右軍義勇營，是為因應數營福字軍奉命北上支援台南的防務後，打狗地區防軍嚴重不足。在前一日，駐守恆春的邱啟標，也被派駐一營守鳳鼻頭。防軍（轄區約在鳳山縣下淡水溪【今高屏溪】以東）前營陳玉典守舊城（今高雄左營）。此外，也徵調六堆各庄粵籍義勇駐防鳳鼻頭、舊城等地。 左營舊城遺跡 另外，舊城北方沿海的重要聚落—赤崁（高雄市的梓官區赤崁村）北控蟯港、彌陀港，南扼萬丹港，戰略地位重要，故於清初就已設塘駐守。劉永福乃以鄭青為管帶，率福字右軍左營約五百人進據赤崁北方的漯（螺）底庄（今高雄市彌陀區漯底村）。 1895年日軍所繪台灣南部圖，可視為四十萬分之一的攻台地圖。 此外，劉成良為了和府城的抗日政府便於聯絡，沿著海線鋪設一公文傳遞系統，從旗後、舊城、赤崁、漯底村、彌陀港、白沙崙到府城。但百密終有一疏，10月11日艦三艘停泊今左營軍港南岸的桃子園，劉成良只能對當地守軍飭以「時刻瞭望 勿誤軍機」。在此同時，日軍竟選擇在打狗以南約40公里的枋寮登陸。 派遣軍隊支援前方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一路從陸路南進後，劉永福訂定在中部的彰化和日軍決戰。台灣總督樺山根據奸細中國船夫之言：「謂目前駐屯於安平附近之敵兵，比以往較少。又據風聲，其已推進至嘉義方面」。日方也漸漸嗅出在中部決戰的味道。8月23日(七月初四日)苗栗南方的大甲溪既失，劉永福令各軍擇彰化境內的大肚溪扼守。幾天後，其戰況根據吳桐林的記述︰「初七日（8月26日）前敵來電云：倭匪大股逃入後山，我黑旗營務處吳彭年【字季泉】，率大軍追入後山斷其歸路。…劉公亦拍案大罵書生誤事 蓋倭匪入山，必有土匪和漢奸為彼內應。後山有小徑數條可通彰化城外之八卦山，倘倭匪探知此路，則彰化不保矣，劉公憤恨連聲。八日，彰化府（台灣府）知府黎景嵩【字伯萼】來電請問援兵，并謂土匪引賊進攻八卦山，吳彭年在彼死守，恐不能勝云云，劉公連派四營前往，惟無餉無械，各營均無勇敢氣，劉公親臨各營，傳諭大小將士「曉以大義，激以危詞」眾軍奮勇百倍，立刻前去。公又派余出巡各海口，半夜始歸。」這開往彰化赴援的四營就是台南道台忠滿所率的部隊。 9月底彰化失陷後，日軍前鋒逼近雲林和嘉義縣北的大莆林。於是，忠滿的部隊退回台南，劉永福改派旗下有「黑虎將軍」的副將（少將）楊泗洪統駐台南的鎮海中軍正營、後營、駐鳳山的前軍右營、武毅右軍右營兼格林砲隊赴前敵支援。 楊泗洪，字錫九，號茂齡，江蘇宿遷人，出身武術世家。早年參加抗法戰爭，屢立戰功。中法戰爭後，被台灣巡撫劉銘傳聘任到台灣，負責訓練新軍，後為台南練軍幫帶都司（少校）。此次既奉命兼節制黑旗前敵諸軍，他為劉永福之知遇和信任感泣不已。說道︰「我當以身報大將軍知遇之恩，庶不負先生牙齒力也。」隨即和大莆林（今嘉義大林）抗日義士簡精華等創下中日甲午戰爭開戰以來少有的大捷。隨即收復雲林，前鋒直逼彰化。 國民政府在1968年給楊泗洪的表揚。 另外，乙未戰爭時，嘉義總兵陳羅被劉永福派以和黃金龍一起防守台南北路的四草湖海口，所遺留之嘉義各防地，檄副將談少宗（四川人）募勇三營駐此。 10月10日日軍登陸布袋嘴後，劉永福命陳羅率翊安軍三營前往位在鹽水到蕭壠官道之間「飯店」南的學甲寮守衛。為了阻止日方前進，經常在布袋嘴附近出沒，威脅日軍的糧食運送，或襲擊日軍的守備隊。給混成第四旅團（隸屬日軍第二師團）的南進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前線吃緊後，劉永福再派陳羅率領駐屯台南附近的武毅右軍左、中兩營，鎮海中軍，配合六營義軍共約四千人前往王爺頭（今台南南鯤鯓廟一帶）迎擊日軍，固守嘉義防線。可見劉永福並非坊間所稱「劃地自守」。 台南抗日史話（下） By 張卓如 / 2020-06-12 18:28:57 / 歷史 台灣抗日史 摘要： 古今中外不乏企求以外國為奧援，來支持本土的獨立運動。如十八世紀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美國獨立戰爭；1895年企圖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乙未戰爭也是如此。而中國大陸主張抗日的有識之士便是利用日俄交惡的矛盾，支持台灣本土的抗日運動，如兩江總督身兼南洋大臣的張之洞。 ◎上篇：台南抗日史話（上）◎中篇：台南抗日史話（中） 鳳山縣的抗日形勢 《乾隆末年的鳳山縣圖》局部。 鳳山縣涵蓋現今高屏地區。由《乾隆末年的鳳山縣圖》可看到下淡水溪（今高屏溪）由圖下方的台灣海峽出海。溪旁則有鳳山（今鳳山區大坪頂）及鳳鼻（頭），從外海觀看，山形就好像一隻鳳在大鵬展翅一樣，故稱。鳳尾的北方有後來鳳山縣治遷往的下埤頭街，即今日的鳳山市。鳳山縣治原在圖下「左倚龜山，右連蛇山」的興隆庄（左營），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之役後，因防禦功能較差，官兵死傷慘重。乃改遷至下埤頭街新城，原縣治改稱舊城。 舊城旁的打狗山，又稱柴山，日據後改稱壽山，西方人則稱為猴山（Apes' Hill）。它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在旗後和安平的燈塔已熄滅下，成為打狗港外海最卓越的航海目標。打狗山旁所標示之「硫磺水」為今愛河的舊稱，因水源出打狗山麓，味似硫磺，故名。打狗山下的打狗港因此山而得名，它和對岸岐（旗）後汛所在的旗後（津）半島構成的港口，為今日高雄港的雛型。 在1895年3月日軍攻陷澎湖後，台海局勢至為緊張。4月10日打狗守軍司令官統領劉成良以正式信函通知英國領事胡力穡，打狗港海底已布置水雷，並將以裝載石頭的船隻，加以封鎖並關閉其出入航道。最後，劉成良與其達成共識，應不已影響第三國為主。4月16日打狗港門以保留約三公尺的航道以便小輪船及貨運船出入。 《倫敦畫報》（The lllustrated London News）所刊劉永福旗下的黑旗軍在打狗港外布置水雷情形。 鳳山縣的淪陷 因今屏東枋寮這邊的防務薄弱，1895年9月日本作戰當局選擇讓其他侵台軍隊在打狗以南約40公里的枋寮登陸後，便將守備遼東半島佔領地的日軍，即第二師團主力，由乃木希典中將率領撤往澎湖，準備和從嘉義布袋嘴登陸的混成第四旅團(隸屬日軍第二師團)及從陸路南進的近衛師團，併力進攻台南。 日軍第二師團，在海軍艦隊的協力下，10月11日順利在鳳山縣最南端的枋寮登陸。首先切斷台南、恆春間的電線，並在攻陷東港之後，等到10月15日下淡水溪上的橋一架好，師團立刻渡河。隨後日軍發現鳳山縣城與東港中間有一個叫鳳山的山巒。此處左右帶山，中通小路，欲保住縣城，便須在鳳山設防。所以日軍的首要目標便是拿下此山。 10月15日乃木師團主力進擊此地時，抗日軍當時已經撤退，因此，日軍空手佔領奉（鳳）山。此日，乃木師團長登上鳳山山頂，往下俯視，打狗、旗後角一帶悉入眼簾，看到有一中隊近300人正經過旗後半島頸部，行進者歷歷可辨。原來這是其下受命佔領旗後半島的部隊，黃昏時抵達該地，但，發現已被海軍陸戰隊佔領。 原來，當日早上八點，日軍艦隊即開始對打狗三座砲台開始攻擊。據英國領事胡力穑(R.W. Hurst)的觀察︰「阿姆斯壯大砲平放在山上，很容易被牽制，因而產生了廣角的安全區，來襲船隻若在近距離停泊，將毫無危險。」且砲台火砲迴旋角度小，無法對準沿著海岸下錨的吉野、秋津州發砲，只好以停在外海的浪速、濟遠兩艦為目標。不久，浪速、濟遠兩艦起錨迴轉運動，助日艦攻擊。於是吉野以下各艦砲口對向大坪頂砲台（原址在今鼓山區大坪頂），砲煙蔽日，砲台終於沉寂下來。 不久，日軍各艦搭載攜有火砲之陸戰隊四百餘人的蒸汽小艇二十餘艘，全部集合在吉野旗艦艦尾。下午兩點多 陸戰隊靠近鳳鼻頭海岸，一面砲擊敵壘，一面靠岸。上岸後立刻派遣一部分人員搜索海岸的旗後村落，另一部分則直接攻向旗後砲台。逼近砲台時，壘內並無人影，於是在台上掛起海軍旗，時為下午兩點半。隨後於附近兵營（打鼓山營）內的告示牌，發現十條劉永福告誡兵丁的訓示：「 一、臨陣退縮者斬…五、強姦婦女者斬…八、酗酒傷人致死者斬；九、擄掠民財者斬」，足見其軍紀嚴明的一面。 日軍佔領大坪頂砲台。背景的山巒為打狗山（壽山）。 當日軍旗高颺於大坪頂砲台時，負有護僑任務的英國皇家軍艦Tweed號即開入打狗內港，外僑重返故居。之前它在英籍拖船台灣號（Sin Taiwan）及打狗（Takow）號伴隨之下，開往壽山（Apes’ Hill）北方之安全地帶。運輸船中之西京丸是為外僑準備使用的，可見英國在日本艦隊總攻打狗的戰役中，早有和其建立默契及準備。 海軍既然搶了陸軍的先機。於是，乃木師團長命令攻擊打狗的原部隊於隔日，參與鳳山城攻擊行動。前往鳳山縣城所在的「埤頭新城」要先乘坐小船到苓雅寮。16日一早，該部隊便以艦隊小艇渡過苓雅寮，往鳳山城的西門前進。儘管當時鳳山城豎立著白旗，但自從13日以來，日軍斥候便不斷受到來自城牆上砲台的射擊，無法入城。 當日軍在五塊厝及鳳山城西門外擊敗從打狗退走的抗日軍後，上述部隊幾乎沒有遭到抵抗就從西門進入城內，掃蕩盤據房舍的抗日軍隊，於上午九時三十分左右佔領各城門。16日，第二師團主力往鳳山城前進。據日本戰史記載︰「如此這般，鳳山城及打狗極輕易便落入我軍手中，附近地區再也看不到半個賊影。」 有近兩百年歷史的鳳山古城東便門（同儀門）見證抗日歷史。 這一支黃帽兵（黃色帽沿）日軍之所以那麼快就攻陷台南以南的要地，和當地的協力者不無關係。如苓雅寮人陳中和迎接日軍於苓雅寮；台南仕紳王雪農則幫助海軍陸戰隊上陸。兩人並一路徵餉募役，日軍遂輕而易舉地抵達了距離台南府城不遠的二層行溪，溪北為二層行村。 台南府城的淪陷 日軍佔領打狗砲台後，劉成良退守阿公店（今高雄岡山），投靠義士林少福；鳳山縣令盧自鑅也退走，赤崁守將鄭青、台南北路守將陳羅、統領福字左軍左右各營之副將徐榮生皆被日軍擊破，退走他處。 10月20日上午六時，第二師團主力向二層行村出發，這裡有鄭青所率的福字右軍左營和當地兩百名庄民並肩作戰。該處戰鬥據日本從軍記者記載：「敵軍潛伏在甘蔗地裡，待我軍來到，突然從十幾公尺外射擊。部分敵兵退至二層行村頭，以民舍為地物，頑強抵抗我軍。」 隨後，日軍又派兩個中隊近五百人渡河，向抗日軍進逼。並命令砲兵在河南岸佔領陣地，向二層行村猛轟。激戰三個小時，抗日軍戰士有四十餘人戰死，傷者更多，鄭青始率餘部退入山內。當天，乃木希典率第二師團司令部到二層行村，一面派人偵察附近地勢，一面研究制訂進攻台南的作戰方案。 此日晚上九時，住在台南城內的英國傳教士和十九名信徒一起代表台南市民來到第二師團的前哨線，告以劉永福於昨夜率領三營的兵從安平經海路逃走，在安平的外國人只有在台灣民主國的安平海關服務的McCallum(麥嘉林)、Burton等，兩位經過些微的爭論才勸退湧進安平的外人居留地(租界)的清兵放下武器，台南城內陷入無秩序狀態，請求日軍儘速入城。 為免重蹈台北覆轍，陷入危機，乃木師團長便派軍火速進城，儘快地恢復秩序。於翌(21)日早晨前進至台南，途中並末遭到抵抗就進入台南城，上午八時四十分完全佔領該地，然後，於上午十一進入安平，與先前抵達的將校斥候一起協助海軍陸戰隊處理市內的抗日軍歸順者。在這段期間，安平東端兵營─安平天后宮的一群抗日軍有不穩舉動，處決數十名後才穩定下來。因躲在該廟的50多位清兵慘遭日軍屠殺，自此以後，天后宮的香火日益冷清，廟貌也逐年傾廢， 光復後，在安平士紳力倡之下，安平天后宮方於民國1962年重建於今址，流離於各處的媽祖神像也才得以重新入廟。 前此，日軍艦隊15日攻略打狗之後，在該地錨碇。17日，「浪速」「濟遠」、「大和」三艦警戒安平外海，臨檢來往船舶，納入東鄉平八郎司令官指揮。此時碇泊在安平港的船艦只有德國商船爹利士號（Thales）等，其餘皆中國式帆船。20日下午英、德二國艦長及在安平的外國領事等陸續登上旗艦「吉野」，告以劉永福於昨夜搭乘戎克船，率領其親近衛兵逃走，駐紮在安平附近的五營殘兵拋棄武器無條件投降。其後經過數小時，爹利士號想要出港，日艦隊司令長官遂命正好自打狗來到安平的「八重山」艦進行臨檢，發現上面有一千五百餘名清國壯丁，但沒有攜帶兵器，遂釋放他們。其後司令官認為檢查不夠周詳，又命「八重山」艦再度追上，進行更嚴密的搜查，但終究沒有發現劉永福，但根據其後得到的情報，劉永福似是潛伏在爹利士號內，內渡到廈門。 日軍佔領安平大砲台。 劉永福內渡中國內地後，日艦隊司令長官為達成佔領安平的目的，於21日早晨編成陸戰隊，從安平大砲台（億載金城）南方一浬的四鯤鯓庄（台南市南區四鯤鯓）附近登陸。陸戰隊雖然在登陸地受到些微抵抗，但很快便將之擊退，佔領砲台，擄獲許多武器及彈藥，接著便佔領安平市街，還收納五千餘名抗日軍隊，他們拋棄兵器，齊集在市街一端，表示恭順投降之意。 安平稅關空地內之抗日軍俘虜5182人被拘禁實景。此空地的背景建築為怡記洋行。 劉永福抗日的評價 回顧劉永福在坐鎮台南之初，在白龍庵（今元和宮，主祀保生大帝與五福大帝）草擬了《抗倭盟約書》，發出聯合抗日的號召。表示為保衛國土，「萬死不辭」，「縱使片土之剩，一線之延，亦應保全，不令倭得…台灣現為民主之國 所有軍餉軍械，台北已無接濟…必須堅心苦耐，祇求有米可食，亦應同心拒逆。…台灣現為民主之國，凡我同人，代為固守，雖明為抗旨，實隱為遵旨…俄國已阻割遼，問永福如果在台，能支撐的住，救兵即到。…」 按，古今中外不乏企求以外國為奧援，來支持本土的獨立運動。如十八世紀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美國獨立戰爭；1895年企圖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乙未戰爭也是如此。而中國大陸主張抗日的有識之士便是利用日俄交惡的矛盾，支持台灣本土的抗日運動，如兩江總督身兼南洋大臣的張之洞。 但是，被其派來台襄理劉永福軍務的易順鼎竟告知張之洞云：「劉實無鄭成功之才，亦無田橫之志。倭不攻台南則已；一攻台南，劉必不肯死戰。」此言對劉永福實在過苛，現今很多獨派的學者也以此給予責難。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真正的勇敢並非在情況變得艱難時能堅守陣地；對岸的毛澤東主席也有一句名言就是「打不贏就跑」。此時能鎮定且正確的判斷，以「戰略要求」撤退也無可厚非。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而曾經在乙未抗日戰爭中給予日寇很大殺傷的侯西庚、俞明震、蘇力、胡嘉猷，舉人李應辰，及民主國的財政大臣陳鳴鏘，也都全身而退，不能抹滅其貢獻。這些人當中，有的還打著劉永福的旗號繼續抗日。如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拾六，即1895年的最後一日，胡嘉猷準備率眾在1896年元旦日以武力奪回台北城。所以，不能給予劉永福抗日「虎頭蛇尾」的評價。 胡嘉猷於1895年的抗日文告。雲嘉四年一度的廟會見聞
雲嘉四年一度的廟會見聞：不能割捨的兩岸文化情懷 原創 張卓如 两岸犇报 2018-12-24 雲嘉四年一度的廟會見聞：不能割捨的兩岸文化情懷 文／張卓如 2018戊戌年11月，正逢台灣九合一選舉的月份，位於嘉義縣大林鎮西結里的陳井寮莊，除了各選舉人的宣傳造勢外，最熱鬧的莫屬莊內的保安宮在每五年舉行一次的「五年王爺（千歲）」迎神祭典。也稱作「五年到」、「五年大科」，即逢寅、午、戌年辦理恭迎馬鳴山鎮安宮五年王爺的相關儀式。實際上五年大科為四年一次，因為頭尾年份同時計入，所以稱之為五年大科。它是雲嘉平原各村莊，重要的跨聚落信仰儀式，從嘉義市、彰化市來參拜者也不少。由於此次陳井寮保安宮祭典日期的農曆十月十日，適逢周休二日，吸引不少北漂游子和家庭返鄉參與。從嘉義縣大林鎮保安宮到雲林縣褒忠鄉馬鳴山路程近四十公里，迎神陣頭車隊在當日一大早出發後，中午即返回。和以前克難式的迎神大相逕庭。據說，早年交通不便，迎神陣頭下午徒步去馬鳴山迎請，隔天傍晚才回來。中午則吃挑飯擔；碰到未架橋的溪流時，就要涉水，雖遇到冬季枯水期，但水深常及腰，相當辛苦。也可見當時先民信仰的虔誠。 保安宮奉祀的王爺 陳井寮保安宮奉祀的王爺，據廟壁上的沿革所述，在康熙（1661-1722）初年，王孫大使為先民陳福星自大陸的泉州渡台開墾陳井寮所奉祀之神像。至道光15年（1835），先民主倡創立廟宇取名保安宮，奉祀主神，紀念王孫大使千秋，訂每年農曆五月四日為祭典日期，演平安戲。按，此保安宮所供奉的謝府王孫大使，乃東晉名將謝玄。原本是陳家侍奉的家神，祖先唐山過台灣時，為保佑海上船行安全，便從內陸將神請上船。 ▲日據時期的保安宮 王爺的信仰 王爺信仰的由來，可追溯到唐朝或更早秦漢年代。共有三百六十多位，共一百三十二姓之多。在台灣與閩南有許多廟裡面的千歲都只冠上姓氏，而不稱其名，稱為「某府王爺」、「某府千歲」或「某王府」。假使三個王爺、五個王爺或六個王爺合祀一廟，則時稱為「三府王爺」、「三老爺」、「五府千歲」、「六姓府」等。 王爺的信仰，大部份多與瘟神有關，即王爺乃管理、傳播瘟疫的神明。雲林縣馬鳴山鎮安宮是以「十二瘟王」為主的「五年千歲」；台南市北門區南鯤鯓代天府則是以「五瘟使者」（李池吳朱范）為主的五府千歲。生前於世有功的人過世後，也時常被尊祀為王爺，如上述的王孫大使。 五府千歲是台灣道教與民間信仰中，非常普遍的神祇。「千歲」即「王爺神」之統稱，是天帝所派巡按人間，鑒察善惡以施降福禍的大神。在台灣，千歲信仰，主要分布於西台灣與南台灣，與台灣人的移民潮遷徙而有關。千歲聞聲救苦護佑老百姓的身體健康，保護討海漁民，祂也是信眾尊敬的藥師、地理師、文學家等化身。 一般千歲（或王爺）神尊的造型，文官大多是白面書生慈悲為懷貌、武將為威武莊嚴兇惡貌，神尊穿著大多穿以漢服典型特徵模樣，有錦袍玉帶的文官，還有頂盔貫甲的武將，都是保有「漢官姿態」，如南鯤鯓代天府即是具有歷史的台灣王爺總廟，內祀李、池、吳、朱、范等五府千歲和一位萬善爺（囝仔公）。 舊時王爺的「三年一醮」祭祀是非常豐富隆重，有瘟疫時亦要請王爺來鎮壓。建醮的目的，不僅僅是祈神酬恩，更添加了施鬼祭魂的雙重意義。福建並有「王船」的習俗，將王爺神像連同祭物糧食載在一艘特製的船中，任其飄流，這種船上面旌旗招展，桅帆俱備，也很威武，假如某個村落有王船飄到，該村便要迎神奉祀一番，再將之放流。後人多有直接建廟，使其留下以保護民眾。據說南鯤鯓廟的王爺，便是這樣飄來的。 而王爺的乩生和筆生降駕附身時，往往亦幫百姓消災解厄；替神明辦公事時，大部分只講說公事、教化及指引等事宜；當乩童跟隨神駕出巡遶境作法時大多數會操五寶等儀式，一來保密到家，禁止洩漏天機、二來大顯神威。 馬鳴山鎮安宮的王爺 「五年王爺」以雲林縣台西鄉的五條港王爺廟（張李府王爺） 和褒忠鄉的馬鳴山為中心。「五條港」，在清嘉慶年間（1795-1820）配合彰化縣境的鹿港等與福建泉州的蚶江等港口對渡。「五年王爺」本像，便在此時從大陸的泉州原鄉請來分身。當時不只信仰，源自泉州原鄉的製糖技術也傳過來。經過兩百年的經營，讓雲嘉海線地區的製糖業興盛。所以在1885年，劉銘傳建省時，雖從嘉義縣分出雲林縣，但兩地的生活圈、信仰仍密不可分。 ▲在清代屬於雲嘉共同生活圈的嘉義縣溪口鄉，至今鄉內的溪口國小，仍保有如箭頭所指的製糖石車 馬鳴山鎮安宮在1887年於西螺海豐堡麥寮庄建立，神前有大清同治甲子年（1864）的匾額。其沿革，根據1918年12月7日《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相傳昔有五府千歲爺，渡海來任諸羅山。因耳不聰，將西螺海豐堡麥寮庄（莊）媽陵山（馬鳴山）誤聽為任地，遂駐駕焉。居民雕像五尊，修祠崇祀，以地為廟，五年一祭，因得五年千歲之名。靈感十方，西螺、土庫、北港（以上皆在今雲林縣境）、樸仔腳（今嘉義朴子），每際豚疫（豬瘟）流行，飼者禱之，若邀眷庇，必於祭年屠殺酬神」。 日據時期的王爺信仰 2010年升格合併前的原台南縣所屬曾文溪以北的區域，在清代原屬於嘉義縣的管轄範圍，這裡有全台信仰王爺的「開基廟」─南鯤鯓廟（代天府）。1895年10月，日軍從雲嘉海線入侵時，先民曾以「王爺信仰」作為串聯，並以南鯤鯓廟為據點抵抗日本侵略者。 至日據中期，五府千歲的信仰可根據同上《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今年值祭，舊（農）曆十月九日以來，北港、水燦林、蔦松、土間厝（以上皆在今雲林縣境）先後設祭。宰豚數百頭。十八日起，本廟虔修道場，建醮三天。附近善信，大屠剛鬣（豬隻）千餘頭以致肉不勝食。每圓賤售四斤。台北飲食商，多來購買。廿夜祀事已畢，作一竹筏，載以一般乞求所剩米包，放諸海畔，任其漂流，名曰送神。廟中有和尚，掛錫其中，香火甚盛。」 再從其後的報導內容可知，當時該廟會盛行的區域大概從雲林麥寮一直到嘉義朴子、東石、六腳一帶，範圍在雲嘉海邊與平原地帶，與現在的主要迎請五年王爺位置大致相近；在儀式的盛況上，報導記載著今隸屬雲林縣的水林庄「宰豚數百頭」、「豚一百六十頭」、「山羊一百六十頭」等，都能看見當時祭拜數量多到無法立即食用完畢，但民眾依然虔誠地殺豬宰羊以進行祭祀，於是只好用比較低的價格賣出，引起北部飲食商都前來收購。而此時的海口王爺（即前述雲林縣台西鄉的五條港王爺）到南鯤鯓廟進香和回鑾，則為這個交通不便的大漁村帶來空前的熱鬧。由於祭典規模相當盛大，影響到物價變化，特別引起東石郡役所（管轄上述朴子、東石、六腳一帶）的注意，所以推行各項節約政策，希望改革風俗、宣傳節約。 ▲陳井寮保安宮在農曆十月十日迎請馬鳴山五年王爺後，在廟前舉行迎神祭典 光復後的信仰復興 台灣光復後，政府推動「節約祭祀」、「統一拜拜」、「風俗改善」等一系列對於民俗與民間信仰的改革政策。如1954年10月，雲林縣府為加強推行改善民俗，實行克難節約，如有舉行「五年王爺」祭典者應與平安祭合併舉行，並不得迎送「五年王爺」繞境遊行或迎神賽會，違者決定嚴法懲辦。此處反映了當時五年王爺的祭典在雲林縣非常多聚落參與，也有一定規模以上，甚至相當盛大，所以縣政府在該年才會特別要求節約，而當時迎五年王爺，除一般祭祀外，還包含「繞境遊行或迎神賽會」。這也同時反映於現在常見的五年大科儀式，有些聚落已經主動將謝平安儀式與五年大科結合在一起辦理，即很有可能是受到這時統一祭典的政策影響，不過，對地方而言，謝平安可以合併減省，但五年王爺四年才一輪，實在不能減除或怠慢，所以，仍擋不了鄉民對「五年王爺」信仰的虔誠。 ▲在二期稻成熟前四處繞境的馬鳴山鎮安宮五年王爺陣頭 如1962年10月28日中國時報以「五年王爺祭典，西螺沿海雞鴨遭殃」為標題 ，報導「雲林縣沿海地區鄉鎮，每五年舉行一次的『五年王爺祭典』於農曆十月一日起至三十日一連三十天在麥寮、崙背、東勢、褒忠、台西等鄉鎮盛大舉行。拜拜期間，所屠宰雞鴨等家畜可謂無數，僅豬一項，宰殺近萬頭左右。」在最近十年的報導，也有雲林麥寮鄉五年王爺祭典，在台塑六輕廠區隔離水道旁燒著耗資近200萬元建造的王船，大批民生用品，還有124隻活的雞、鴨，隨著王船一起敬獻給王爺的盛況；甚至有五年王爺出巡，北港媽祖作陪繞境的盛舉出現。 加上台灣光復後，政府積極進行交通改善，這使得原本位於偏鄉的馬鳴山鎮安宮，日漸有了更好的聯外管道，許多地方都可以直接到馬鳴山鎮安宮迎請王爺回庄祭祀。這點與以前交通不便時代有很大不同。過去，鄉庄彼此經常需要相互合作，以聚落方式聯合請王、輪流祭祀王爺；交通便利以後，聯合迎請五年千歲的路線遂大量減少，各自迎請增加。目前，以嘉義縣溪口鄉柴林腳到雲林縣大埤鄉三塊厝的輪流路線保持較為完整；而聯合請王再分別舉辦儀式，以雲林縣的北港、元長，嘉義縣的六腳等聚落維持較為完整。 不只馬鳴山的五年王爺，雲林縣台西鄉的五條港王爺廟昔日和南鯤鯓代天府的進香路，也於近年恢復徒步，被認為「百年香路」的復興。而位於嘉義市西北方的海口寮，因最先來此開墾的居民多來自雲林水林而得名。在遷移的過程當中，也將原鄉的習俗帶過來。五年一度的慶典，在嘉義市種下五年王信仰的種子。 現今，因馬鳴山鎮安宮的五府千歲共12尊位，聖誕各有不同，為便於祭祀，乃於農曆10月29日綜合祭祀，每五年並舉行一次建醮大祭典，為褒忠鄉熱鬧的大日子。鎮安宮佔地頗廣，寺前庭園闢為中正紀念公園，園內安奉蔣介石銅像，並設置慈恩園、雕飾細緻華麗，寺內古匾頗多，值得參觀。 媲美「三月迎媽祖」的宗教旅遊 今年農曆十月十日，陳井寮保安宮迎請馬鳴山鎮安宮五年王爺後的隔天，出動各式陣頭遶境莊內。主要鄉道鑼鼓喧天、鞭炮聲四起，相當熱鬧。從上述報導中，可見五年王爺在雲嘉地區的影響力；也正因如此，從日據到光復後，五年王爺祭典一直頗受政府關注，希望能簡化其祭典，減少鋪張浪費。其實心誠則靈，信眾不如把它當作是慎終追遠的一種方式；而「十月瘋王爺」，也可把它變成媲美「三月迎媽祖」的宗教旅遊。 ▲迎請的馬鳴山鎮安宮五年王爺在陳井寮莊內繞境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91期八里抗日史話
八里抗日史話：不能忘記的一段悲壯歷史 原創 張卓如、洪誠志 两岸犇报 2018-11-26 八里抗日史話：不能忘記的一段悲壯歷史 文／張卓如、洪誠志 八里舊稱八里坌，為平埔族祖居地的舊稱，是台灣新北市下轄的一個市轄區。因位在北台灣淡水河出海口之西側，隔淡水河與淡水鎮相望，有「八里左岸」之稱。今年中秋過後的早上，我們從中和驅車前往八里的觀音山時，沿路看到兩旁的單車騎士馳騁和一座座廟宇，體現她獨特的低調氣質。我們從牛港稜步道造訪過觀音山上義軍抗日的「出火號」遺跡後，走後山的北50鄉道往左岸淡水河口的挖仔尾漁村聚落出發，沿途可看到柚子樹和竹林，也能欣賞到淡水和八里出海口的美景，使人感受到後山寧靜的面貌。無怪乎從日據時期就設的療養院，選擇在這裡遺世獨立；也吸引不少藝術家選擇在此定居。但也因這裡隱密偏避，使包括廖添丁在內的抗日義士選為抗日據點。 ▲從八里左岸的後山眺望對岸淡水的紅毛城等史蹟 十三行遺址的發現 1955年時，空軍的飛行員潘克永少校一次隨機飛越八里地區上空時，發現飛機的羅盤出現磁力異常的反應，潘原先認為是因該地有鐵礦而影響到羅盤的運作。1957年，潘會同地質學家和鑽探公司工程師到八里鄉頂罟村實地勘查，才知道在地面上有不少鐵塊與鐵渣，其為土法煉鐵的遺跡。因遺址所在地的台北縣八里鄉（今新北市八里區）頂罟村其別名是「十三行村」，於是將此考古遺址命名為「十三行遺址」。因十三行遺址在台灣史前史中的重要地位，考古學者通常將台灣北部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通稱為十三行文化。該文化屬於北台灣地區的金屬器時代，時間大致從2300年前開始至漢人進入本區為止，是台灣史前文化的代表之一。 ▲十三行博物館所展示的十三行遺址史前部落住民生活，背景為觀音山 挖仔尾漁村聚落 「十三行村」鄰近的挖仔尾聚落，早期也是平埔族的開墾區域，1724年挖仔尾成街後，1737年八里坌建城，由當地居民出錢出力獻地，構築土建堡壘；1788年清廷指定八里坌為正口與福州五虎門對渡。原來十三行遺址的住民雖消失了，但後進的原住民和漢人則延續了十三行聚落。挖仔尾地區也因漢人逐漸移入，形成了今天以張姓為主的聚落。 1874年開始興建的張家大厝，為挖仔尾年代最老的三合院古厝，以石、磚、土埆建成。位於挖仔尾聚落的「大營公廟」，廟中奉祀的是兵勇遺骸，1884年法軍侵台，被稱為湖南兵勇的劉銘傳部隊駐防八里一帶，這些兵勇在戰爭中犧牲後，為安撫其魂，於是建廟奉祀這些兵勇遺骸。目前廟旁有駐守的國軍營區，聽說營區的國軍弟兄在打掃時會順便清掃廟的周遭，以祈求大營公能保佑當兵的弟兄們。 挖仔尾因屬於海河交界的水岸區域，有沙嘴地形，經過時間的累積形成了潟湖地形。此處有珍貴的植物水筆仔，以及招潮蟹和彈塗魚。已被列為挖仔尾自然保留區。它和「十三行村」當地的居民在早期以牽罟的方式來捕魚，前者同時利用潟湖搭棚架養蚵。今天在挖仔尾仍保有部分傳統漁撈作業，裸灘地上可見停泊船隻。 ▲1874年開始興建的張家大厝，為庄內年代最老的三合院古厝 反攻台北城 1895年陽曆6月4日日軍攻陷基隆後，台北岌岌可危。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和其他官員於隔日凌晨，到大稻埕乘小蒸汽船至滬尾（今淡水），上「駕時」輪船。船上有海關運來銀八箱，兩岸防營的兵營群情憤激，劫銀去後，在淡水河左岸的觀音山砲台開砲轟擊，慘死十六人；迨「駕時」將欲出海時，又開砲轟擊，該船大餐間傷斃兩人。隨後有德國軍艦回擊兩砲，砲壘隨被轟壞，「駕時」始得駛出。日軍隨於6月7日占領台北城，10月22日佔領台南，後宣佈「全島平定」。日本的台灣總督府以下官員，準備在1896年陽曆元旦，舉行佔領台灣的第一次過年的大慶賀。 陰曆11月16日，即陽曆1895年12月31日夜七時許，觀音山上的起火號大如斗，正是抗日義軍舉事的信號。台北三貂堡（今新北市的貢寮區、雙溪區）的林李成（經營金礦的前清秀才）首先發難，遂收復頂雙溪（今新北市雙溪區）及三貂一帶，致台北至宜蘭之交通，斷絕者數日。當時起事的二股主要勢力：一是新竹安平鎮（今桃園市平鎮區）的胡嘉猷率領的群眾，從三角湧（今新北市三峽區）出發；一是台北陳秋菊率領的群眾，從大龍峒（今台北市大同區）出發，合力圍攻台北城，殺聲震撼，槍火連天。夜晚中，群眾三千餘人，宛如上萬人。他們計劃一舉顛覆台北省城的日軍，然後四出擊破各地日軍的屯軍，各地多有響應的民眾。 總督府官員得知義軍起事，皆驚愕倉皇，相顧失色。總督樺山資紀自從蒞台以來，不曾親臨戰場，於是從夢中驚醒，親自督軍。抗日義軍蜂擁而來，直攻台北南、東兩座城門。然而大都是「削竹為竿，捆草為牌」；有的持布袋，或空拳赤手。日軍緊閉城門，並憑恃著台北城的城垣，頻頻對群眾發射槍彈。台北城下的抗日義軍受阻於城牆，屢次使用攻城梯衝鋒，仍然無法攻進城內。時城內兵士不多，樺山立即召集文官，編成後備隊。天亮後，城內日軍開城門，主動應戰。義軍由陸路來的，死傷數名而散。由水路來的，大多船剛靠岸時就折返。有的已經上岸，也棄船逃走。日軍搜索河邊空屋，尚遺留有名簿令旗。 該日，士林芝山嚴學務部學校教師楫取道明等六人，想來台北拜年，同行到圓山時，遇到撤退的義軍，均遭殺害。錫口（今台北市松山區）警察署被焚毀，警官十三名全死。三角湧、坪林尾（新北市坪林區）、關渡其他各處警察署，也多被焚毀。此日全市閉門，如戰時光景。隔天，憲兵警察搜捕義軍，山莊村落，苦況悽慘。台北各市街上嚴行稽察，拏獲甚多。有當場殺害者，有監禁拷問者。各官署牢獄，都人滿為患。到夜間，乃漸次綁出斬殺。沿途呼哭，哀聲刮耳。而所捕之人，不免冤枉多，真實的少。總督府繼而調軍隊討伐，嚴懲偏山鄉村的八里坌，自觀音山第二峰至桃園南崁。延長數十公里，遇人則殺，遇屋則燒，三角湧街亦成平地。在重大的日軍鎮壓下，胡嘉猷、蘇力、林李成等抗日首領知目前實力根本無法在台灣生存，所以相繼內渡到上海、廈門等地。自此留下的抗日義軍避入山中，等待時機起事。 西元1900年起，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台北實施市街改正，在計畫拆除清朝所建造台北城牆的過程中，因民意反彈，僅保留北東南三座城門。拆下的城牆則用在新築於台北城外的監獄─台北刑務所，即台北監獄。當時關的犯人，為普通犯人與抗日分子。由於實施「匪徒刑罰令」，每年執行許多死刑，1901年更多達千人以上，1945 年6 月19 日，14 名美軍航空人員戰俘在台北監獄被日軍處決，至今只剩下紀念文留在監獄的舊牆上。 ▲完成於1904年台北監獄的圍牆是當年拆除台北城牆來此建造的遺跡 廖添丁義士的抗日 廖添丁（1883年－1909年），台灣府大肚上堡秀水庄（今台中市清水區秀水里）人，是日據時期的江湖人物。廖添丁於八歲時父親過世，母親改嫁，由其姑母撫養。十八歲即開始犯案，後到北台灣發展，以打零工維生，但隨即犯下多起案件，從1909年8月開始，偷竊、搶劫許多北台灣的衙門與富豪，並潛入大稻埕某警官之宿舍，偷走村田銃（在1904年日俄戰爭前，被大量裝備在日本陸軍的明治三十年【1897】式村田式步槍）、洋劍各一，並彈藥三十發。由於廖添丁「勇力過人，武藝邁眾，數十名警察，不能近身」，令日本殖民當局相當頭痛，成為台灣總督府所追緝的對象。後廖添丁四處躲避日本人追緝，多次皆能逃脫成功。 1909年11月17日廖添丁突圍後，赴關渡媽祖宮祈禱，等待翌夜即歸台中。待聽到圍已解，心大安，加以連日疲勞。乃在八里鄉荖阡坑（又稱老梅坑）的農民楊興宅後山腹一處猴洞內熟睡。隔日，楊興同居者楊林知之，急密報於保正及派出所，派出所請滬尾支廳派人支援。於是，熟睡的廖添丁被楊林從正面攻擊，以所持之鍬劈其前額而死。驗屍時村田銃依然緊握於手，檢視其彈剩下十六發。後其屍由滬尾支廳暫為埋葬。一面照會其台北家族領歸，其家族答言「已不願再領」。其間，有涉庇護嫌疑者，皆於是日當場捕獲。 廖添丁就義後，八里鄉民立柱於其死所，題曰「廖添丁之墓」。隔年春，鄉民以為廖添丁「生時兇猛，死後必為雄鬼」，多有往其陵墓持香禱求者，凡是感冒及各種疑難雜症等，皆往該墓前乞求庇祐。後因祈禱者多所靈驗，都以為廖氏顯靈，於是，遠近相傳，信以為真，自此香火不絕。1911年初秋，在台北撫台街（現中山堂以北之延平南路）朝日座劇院演的台灣正劇，劇目出現義賊廖添丁扮商人入劫土城江旺家，至八里坌被殺而止的故事，共二十餘幕，須兩個晚上聯演才能完成。當時媒體預料「其事皆本地風光，必大有可觀」。果然，往觀者甚眾。成為當時民眾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下，呈現民族大義的精神寄託。 可見廖添丁的行為表現出反日本殖民當局的思想。在傳聞中廖添丁將從親日的仕紳搶劫來的財富救濟窮人，故有濟貧的義行，且在台灣民間信仰中被神化，加上民間戲曲、講古的渲染。對比日本殖民當局呈現的史實，兩者有諸多的差異。在史實下，廖添丁是一個竊盜及殺人犯，並非所謂的抗日份子，即廖添丁的所犯的案為一般的社會刑事案件，而非抗日事件。在民間傳說中，廖添丁則是一位劫富濟貧的「抗日英雄」；但此「抗日英雄」的形象是較符合特定時空下台灣民間社會集體性文化記憶中的廖添丁。 例如，1959年陳君玉編輯的《台北市志稿》中，將廖添丁描寫成抗日和劫富濟貧的英雄，並描述其父在乙未戰爭抗日時戰死；翁慧雯在1999年的《歷史月刊》中〈廖添丁的人格與神格〉一文中也指出：「民國五十九年（1970）起，台灣歷經接連不斷的巨變…吳樂天口中所描繪的行俠仗義與抗日民族英雄廖添丁，正好滿足民眾反美日等帝國主義。」 下午，我們在造訪過八里當地紀念廖添丁的「漢民祠」後，上64快速道路打道回府，所經過八里的觀音山隧道，正是廖添丁就義捐軀的荖阡坑所在。回首來時路，我們首先探訪了乙未當時抗日義士反攻台北城的觀音山出火號，廖添丁的抗日義行正和其相輝映。 ▲八里鄉民尊崇義人廖添丁所立的「漢民祠」和漢民碑，右下圖為祠內的廖添丁神像和塑像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89期
正視乙未抗日
您好！以下是今早台灣的《聯合報》刊出的拙稿《正視乙未抗日 台灣才「真光復」》 後學認為台灣大部分的地方，都不能忽視這重要的歷史事件，尤其是我們大林，1895年裝備沉重的日軍來到大林陷入苦戰！後來日軍勝利占領後，才有「新高製糖會社」糖廠在大林的設置，然後附近水田被會社強制以廉價收買，變成了種甘蔗的農場！ 正視乙未抗日 台灣才「真光復」 張健豐／歷史研究者（新北市）近日，包含在野黨在內的一些團體，要大肆慶祝十月廿五日光復節；部分執政黨立委則指，這是對岸角度，這一天不是所謂光復節，是政權轉移的日子。其實，這是昧於歷史事實的說法。 這一天，不但終結了日本五十年殘酷的殖民統治，也告慰一八九五乙未年當時「義不帝倭」的全台軍民，包括參與乙未抗日戰爭的志士，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 大家都知道台灣割讓，起因於中日在一八九四年甲午的衝突，有學者稱是第一次中日戰爭。該役滿清戰敗，日方向其強索未占領之地一台灣本島，於是簽訂馬關和約。 當時台灣大多數仕紳和民眾，無法接受該事實，便引用國際公法「割地須問居民能順從與否」、「民必順從，方得視為易主」等語，並務求廢約，請各國公議，派軍艦相助。但日本等不及交割，即派大軍鎮壓島內抗日勢力。日軍登陸後，自北而南清鄉屠戮，其中堪稱慘絕人寰的雲林大屠殺，無辜百姓逾三萬無端被殺，受害範圍廣及五十餘村庄。事後，當局對受難者及其家屬予以撫卹、賠償和恢復名譽。是日本不能否認的戰爭罪行，也是人類歷史上傷痛的一頁。 曾在乙未抗日戰爭中給予日寇重大傷亡的抗日義首俞明震（基隆前敵總指揮）、李應辰（淡水舉人）、蘇力（三峽）、胡嘉猷（桃園）、侯西庚（嘉義）、劉永福、陳鳴鏘（台南）、蕭光明（屏東）等雖都全身而退，內渡中國內地，但他們無一不希望祖國強盛，早日光復台灣。直到對日抗戰，這種希望化成實際行動。 一九四一年中日正式宣戰後，國民政府蔣委員長隨在開羅會議向列強提出，日本須將台灣等地歸還給中華民國。中國八年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在台北舉行受降典禮，日本將台灣交還給中國，民眾興高采烈地慶祝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數年後，台灣省政府更將當初被日本侵占、納入國庫的田產，悉數歸還給來台申請之胡嘉猷後代。所以，豈是區區的一句「政權轉移」一句就可交代過去。 因為台灣的光復，中華民國在台灣才有正當性及合法性，進而在此安身立足，發展民主，政黨輪替。所以，唯有正視乙未抗日歷史，才能找到自己是誰，真正落實轉型正義，即「真光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