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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抗日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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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抗日史話:不能忘記的一段悲壯歷史

 張卓如、洪誠志 两岸犇报 2018-11-26
八里抗日史話:不能忘記的一段悲壯歷史

文/張卓如、洪誠志

八里舊稱八里坌,為平埔族祖居地的舊稱,是台灣新北市下轄的一個市轄區。因位在北台灣淡水河出海口之西側,隔淡水河與淡水鎮相望,有「八里左岸」之稱。今年中秋過後的早上,我們從中和驅車前往八里的觀音山時,沿路看到兩旁的單車騎士馳騁和一座座廟宇,體現她獨特的低調氣質。我們從牛港稜步道造訪過觀音山上義軍抗日的「出火號」遺跡後,走後山的北50鄉道往左岸淡水河口的挖仔尾漁村聚落出發,沿途可看到柚子樹和竹林,也能欣賞到淡水和八里出海口的美景,使人感受到後山寧靜的面貌。無怪乎從日據時期就設的療養院,選擇在這裡遺世獨立;也吸引不少藝術家選擇在此定居。但也因這裡隱密偏避,使包括廖添丁在內的抗日義士選為抗日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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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八里左岸的後山眺望對岸淡水的紅毛城等史蹟

十三行遺址的發現

 

1955年時,空軍的飛行員潘克永少校一次隨機飛越八里地區上空時,發現飛機的羅盤出現磁力異常的反應,潘原先認為是因該地有鐵礦而影響到羅盤的運作。1957年,潘會同地質學家和鑽探公司工程師到八里鄉頂罟村實地勘查,才知道在地面上有不少鐵塊與鐵渣,其為土法煉鐵的遺跡。因遺址所在地的台北縣八里鄉(今新北市八里區)頂罟村其別名是「十三行村」,於是將此考古遺址命名為「十三行遺址」。因十三行遺址在台灣史前史中的重要地位,考古學者通常將台灣北部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通稱為十三行文化。該文化屬於北台灣地區的金屬器時代,時間大致從2300年前開始至漢人進入本區為止,是台灣史前文化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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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博物館所展示的十三行遺址史前部落住民生活,背景為觀音山

挖仔尾漁村聚落

「十三行村」鄰近的挖仔尾聚落,早期也是平埔族的開墾區域,1724年挖仔尾成街後,1737年八里坌建城,由當地居民出錢出力獻地,構築土建堡壘;1788年清廷指定八里坌為正口與福州五虎門對渡。原來十三行遺址的住民雖消失了,但後進的原住民和漢人則延續了十三行聚落。挖仔尾地區也因漢人逐漸移入,形成了今天以張姓為主的聚落。

1874年開始興建的張家大厝,為挖仔尾年代最老的三合院古厝,以石、磚、土埆建成。位於挖仔尾聚落的「大營公廟」,廟中奉祀的是兵勇遺骸,1884年法軍侵台,被稱為湖南兵勇的劉銘傳部隊駐防八里一帶,這些兵勇在戰爭中犧牲後,為安撫其魂,於是建廟奉祀這些兵勇遺骸。目前廟旁有駐守的國軍營區,聽說營區的國軍弟兄在打掃時會順便清掃廟的周遭,以祈求大營公能保佑當兵的弟兄們。

挖仔尾因屬於海河交界的水岸區域,有沙嘴地形,經過時間的累積形成了潟湖地形。此處有珍貴的植物水筆仔,以及招潮蟹和彈塗魚。已被列為挖仔尾自然保留區。它和「十三行村」當地的居民在早期以牽罟的方式來捕魚,前者同時利用潟湖搭棚架養蚵。今天在挖仔尾仍保有部分傳統漁撈作業,裸灘地上可見停泊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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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開始興建的張家大厝,為庄內年代最老的三合院古厝

反攻台北城

1895年陽曆6月4日日軍攻陷基隆後,台北岌岌可危。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和其他官員於隔日凌晨,到大稻埕乘小蒸汽船至滬尾(今淡水),上「駕時」輪船。船上有海關運來銀八箱,兩岸防營的兵營群情憤激,劫銀去後,在淡水河左岸的觀音山砲台開砲轟擊,慘死十六人;迨「駕時」將欲出海時,又開砲轟擊,該船大餐間傷斃兩人。隨後有德國軍艦回擊兩砲,砲壘隨被轟壞,「駕時」始得駛出。日軍隨於6月7日占領台北城,10月22日佔領台南,後宣佈「全島平定」。日本的台灣總督府以下官員,準備在1896年陽曆元旦,舉行佔領台灣的第一次過年的大慶賀。

陰曆11月16日,即陽曆1895年12月31日夜七時許,觀音山上的起火號大如斗,正是抗日義軍舉事的信號。台北三貂堡(今新北市的貢寮區、雙溪區)的林李成(經營金礦的前清秀才)首先發難,遂收復頂雙溪(今新北市雙溪區)及三貂一帶,致台北至宜蘭之交通,斷絕者數日。當時起事的二股主要勢力:一是新竹安平鎮(今桃園市平鎮區)的胡嘉猷率領的群眾,從三角湧(今新北市三峽區)出發;一是台北陳秋菊率領的群眾,從大龍峒(今台北市大同區)出發,合力圍攻台北城,殺聲震撼,槍火連天。夜晚中,群眾三千餘人,宛如上萬人。他們計劃一舉顛覆台北省城的日軍,然後四出擊破各地日軍的屯軍,各地多有響應的民眾。

總督府官員得知義軍起事,皆驚愕倉皇,相顧失色。總督樺山資紀自從蒞台以來,不曾親臨戰場,於是從夢中驚醒,親自督軍。抗日義軍蜂擁而來,直攻台北南、東兩座城門。然而大都是「削竹為竿,捆草為牌」;有的持布袋,或空拳赤手。日軍緊閉城門,並憑恃著台北城的城垣,頻頻對群眾發射槍彈。台北城下的抗日義軍受阻於城牆,屢次使用攻城梯衝鋒,仍然無法攻進城內。時城內兵士不多,樺山立即召集文官,編成後備隊。天亮後,城內日軍開城門,主動應戰。義軍由陸路來的,死傷數名而散。由水路來的,大多船剛靠岸時就折返。有的已經上岸,也棄船逃走。日軍搜索河邊空屋,尚遺留有名簿令旗。

該日,士林芝山嚴學務部學校教師楫取道明等六人,想來台北拜年,同行到圓山時,遇到撤退的義軍,均遭殺害。錫口(今台北市松山區)警察署被焚毀,警官十三名全死。三角湧、坪林尾(新北市坪林區)、關渡其他各處警察署,也多被焚毀。此日全市閉門,如戰時光景。隔天,憲兵警察搜捕義軍,山莊村落,苦況悽慘。台北各市街上嚴行稽察,拏獲甚多。有當場殺害者,有監禁拷問者。各官署牢獄,都人滿為患。到夜間,乃漸次綁出斬殺。沿途呼哭,哀聲刮耳。而所捕之人,不免冤枉多,真實的少。總督府繼而調軍隊討伐,嚴懲偏山鄉村的八里坌,自觀音山第二峰至桃園南崁。延長數十公里,遇人則殺,遇屋則燒,三角湧街亦成平地。在重大的日軍鎮壓下,胡嘉猷、蘇力、林李成等抗日首領知目前實力根本無法在台灣生存,所以相繼內渡到上海、廈門等地。自此留下的抗日義軍避入山中,等待時機起事。

西元1900年起,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台北實施市街改正,在計畫拆除清朝所建造台北城牆的過程中,因民意反彈,僅保留北東南三座城門。拆下的城牆則用在新築於台北城外的監獄─台北刑務所,即台北監獄。當時關的犯人,為普通犯人與抗日分子。由於實施「匪徒刑罰令」,每年執行許多死刑,1901年更多達千人以上,1945 年6 月19 日,14 名美軍航空人員戰俘在台北監獄被日軍處決,至今只剩下紀念文留在監獄的舊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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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於1904年台北監獄的圍牆是當年拆除台北城牆來此建造的遺跡

廖添丁義士的抗日

廖添丁(1883年-1909年),台灣府大肚上堡秀水庄(今台中市清水區秀水里)人,是日據時期的江湖人物。廖添丁於八歲時父親過世,母親改嫁,由其姑母撫養。十八歲即開始犯案,後到北台灣發展,以打零工維生,但隨即犯下多起案件,從1909年8月開始,偷竊、搶劫許多北台灣的衙門與富豪,並潛入大稻埕某警官之宿舍,偷走村田銃(在1904年日俄戰爭前,被大量裝備在日本陸軍的明治三十年【1897】式村田式步槍)、洋劍各一,並彈藥三十發。由於廖添丁「勇力過人,武藝邁眾,數十名警察,不能近身」,令日本殖民當局相當頭痛,成為台灣總督府所追緝的對象。後廖添丁四處躲避日本人追緝,多次皆能逃脫成功。

1909年11月17日廖添丁突圍後,赴關渡媽祖宮祈禱,等待翌夜即歸台中。待聽到圍已解,心大安,加以連日疲勞。乃在八里鄉荖阡坑(又稱老梅坑)的農民楊興宅後山腹一處猴洞內熟睡。隔日,楊興同居者楊林知之,急密報於保正及派出所,派出所請滬尾支廳派人支援。於是,熟睡的廖添丁被楊林從正面攻擊,以所持之鍬劈其前額而死。驗屍時村田銃依然緊握於手,檢視其彈剩下十六發。後其屍由滬尾支廳暫為埋葬。一面照會其台北家族領歸,其家族答言「已不願再領」。其間,有涉庇護嫌疑者,皆於是日當場捕獲。

廖添丁就義後,八里鄉民立柱於其死所,題曰「廖添丁之墓」。隔年春,鄉民以為廖添丁「生時兇猛,死後必為雄鬼」,多有往其陵墓持香禱求者,凡是感冒及各種疑難雜症等,皆往該墓前乞求庇祐。後因祈禱者多所靈驗,都以為廖氏顯靈,於是,遠近相傳,信以為真,自此香火不絕。1911年初秋,在台北撫台街(現中山堂以北之延平南路)朝日座劇院演的台灣正劇,劇目出現義賊廖添丁扮商人入劫土城江旺家,至八里坌被殺而止的故事,共二十餘幕,須兩個晚上聯演才能完成。當時媒體預料「其事皆本地風光,必大有可觀」。果然,往觀者甚眾。成為當時民眾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下,呈現民族大義的精神寄託。

可見廖添丁的行為表現出反日本殖民當局的思想。在傳聞中廖添丁將從親日的仕紳搶劫來的財富救濟窮人,故有濟貧的義行,且在台灣民間信仰中被神化,加上民間戲曲、講古的渲染。對比日本殖民當局呈現的史實,兩者有諸多的差異。在史實下,廖添丁是一個竊盜及殺人犯,並非所謂的抗日份子,即廖添丁的所犯的案為一般的社會刑事案件,而非抗日事件。在民間傳說中,廖添丁則是一位劫富濟貧的「抗日英雄」;但此「抗日英雄」的形象是較符合特定時空下台灣民間社會集體性文化記憶中的廖添丁。

 

例如,1959年陳君玉編輯的《台北市志稿》中,將廖添丁描寫成抗日和劫富濟貧的英雄,並描述其父在乙未戰爭抗日時戰死;翁慧雯在1999年的《歷史月刊》中〈廖添丁的人格與神格〉一文中也指出:「民國五十九年(1970)起,台灣歷經接連不斷的巨變…吳樂天口中所描繪的行俠仗義與抗日民族英雄廖添丁,正好滿足民眾反美日等帝國主義。」

下午,我們在造訪過八里當地紀念廖添丁的「漢民祠」後,上64快速道路打道回府,所經過八里的觀音山隧道,正是廖添丁就義捐軀的荖阡坑所在。回首來時路,我們首先探訪了乙未當時抗日義士反攻台北城的觀音山出火號,廖添丁的抗日義行正和其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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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鄉民尊崇義人廖添丁所立的「漢民祠」和漢民碑,右下圖為祠內的廖添丁神像和塑像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89期